2023年11月20日下午，浙江大学竺可桢史学讲座第32讲于成均苑4幢319室举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梁元生老师应邀为历史学院师生带来题为《谁是最后的儒者————彭光誉？洪煨莲？梁漱溟？》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杜正贞教授主持，学院教师张凯、韩琦、杨雨蕾、张燕飞等校内外20多位同学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内容

讲座伊始，梁老师简要叙述了近年来研究该课题的缘起，在引言部分详述了儒学进入现代世界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梁老师介绍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文化快速崛起，儒家文化在本土遭遇发展危机，在经历了20世纪几次巨大的文化变动后开始转而在海外发展，因此，本土及一些西方学者对儒家的发展持悲观态度，如伯克利大学列文森教授在《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中提到儒学将成为进入博物馆的“木乃伊文化”。儒家究竟还有没有前途？梁老师在追索这个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接触到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并以此出发，为大家介绍了国内外三位知名学者在相关的论著中提到的三种关于“最后的儒者”的提案。分别是：葛兆光在世界宗教大会上提出的彭光誉，陈毓贤在《洪业传》中提出的洪煨莲以及艾恺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提出的梁漱溟。

梁老师在介绍伊始即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各位参与同学猜测究竟谁为最后的儒者？并在其后一一介绍了提出说法的三位学者及三位被提名人物的生平与主张。

第一部分 葛兆光与彭光誉

相比于梁漱溟，彭光誉在历史上并不知名，甚至不是专业的儒学家，不是宗教徒，而是一个大使馆的二等参赞，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后的儒者，源于葛兆光教授在2016年一次题为“怎样面对新世界？——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后的中日佛教”的讲座中提到彭的事迹。随后梁教授着重介绍了彭的代表贡献，彭在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选读了一份长达50多页的报告，系统的介绍了儒教，通过解释儒家思想重新定义了religion这个词。会议第三天，彭光誉作了关于儒教的发言(中文版名《说教》，英文版为容揆所译)，介绍了中国人在儒家语境下对于 “宗教”的看法。另外两篇有关中国传统宗教的文章分别是孔宪和的《儒论》及李葆元的《说道》，由传教士李提摩太 ( Timothy Richard)翻译为英文发表并收录在会议文集中。梁教授随后指出世界博览会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当时中国代表团所面临的处境。作为第一次万国宗教大会，世界主要的宗教流派全部都参会了，尤其是同为亚洲参与国的日本代表团人非常多，各个宗派都有代表参加，发言和活动也都非常频繁，相比之下，中国的宗教代表一个都没有，只有彭光誉一个人代表清政府，形单影只，会上对于中国宗教的发言全部是来自他传教士的西方视角的解读。而从宗教领域上来讲，一百年后的1993年，仍然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上，仍然没有中国的宗教代表参加会议，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说，彭光誉或许是最后的儒家。

第二部分 陈毓贤与洪煨莲

紧接着，梁教授又介绍了陈毓贤与洪煨莲其人其事。老师先概括了二十世纪至今对北美中国学研究有重要影响的几批华人学者，包括第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及他们的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教会大学就读和授课的学人，迁移至北美后落脚在各大学，成为各校中国研究的中坚力量，六七十年代来自台湾和香港至美读博士并留下执教的华人，以及八十年代后官方在美设置的孔子学院中的中小学汉语教师，而此处所列举的洪煨莲北京特殊，并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背景。接着梁老师介绍了陈毓贤以及她提出洪业是最后的儒者的原因，陈毓贤是第三代菲律宾华侨，对中国文化有极强的兴趣，她当时陪同在哈佛研究所读中国文学的丈夫艾朗诺，认识了洪业，洪业是艾朗诺博士论文的非正式导师，在聊天的过程中，她对洪业的生平多有了解，因此为他做了传记《Reminiscence of William Hung》(中文译本《洪业传》)。洪业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主要策划人，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达标在巴黎和会支持日本承袭在中国的权益，而洪业到各地演讲反对此提案，1923年洪业回国任教，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教务长，燕京大学拟在北京城外新建校园，聘请洪业在美国募捐，由于洪业的英文非常好，就留在了哈佛大学任教。他当时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学者做学术英文都不太好，而懂英文的研究者对中国的认识又有限，因此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创办了燕京学报，并主导编纂英文版的文献引得，从1946年起，洪业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他不是一位主流的儒家学者，并不做儒学研究，但是早年很多汉学家却因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得以深造并发表学术成果，因此在这本《洪业传》当中，作者陈毓贤肯定了他对儒学发展做出的贡献。

第三部分 艾恺与梁漱溟

第三位梁漱溟作为既发表学术观点同时也参与政治的一位学者是三位当中最知名的，而且最后的儒家说法来源也是源于艾恺对梁漱溟的研究并出版的梁漱溟传记《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梁教授先介绍了梁漱溟最重要的学术理论，也即他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模式，生活本身是意志的满足或不满足构成的，根据不同民族对待意志的态度，东西方文化大体可以概括为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三大类型。他以房子漏雨为例子解释了三中文化的区别，西方的基督教与浮士德精神就像盖房过程中遇到不满意便把旧房子全部拆掉，推倒重建；印度的佛教提倡无我与涅槃，会自行消解新建或者修补房子的欲望，而中国人提倡中庸，会选择修补，世界文明的演化方向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紧接着梁教授详述了艾恺与梁漱溟交往的故事以及他为何视梁漱溟为最后的儒者。艾恺教授认为，与诸如牟宗三，唐君毅，熊十力等人相比，梁漱溟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哲学家，他人生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做学术研究，而是呼唤中国知识分子行动起来挽救当时混乱的政局，他自身也积极投身中国乡村建设之中。然而吊诡的是，梁漱溟本人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一位儒学者，甚至他在万年自述的时候还说自己信佛教。但是儒家思想的影响确确实实在梁漱溟的身上得到了体现。1986年，时隔三十年后，芝加哥大学的艾恺教授在机缘巧合下见到了仍然健在的梁漱溟，并做出结论，他认为梁漱溟是身体力行的践行儒家的知行合一原则，而或许这才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面。

讲座最后，梁老师指出探讨该问题的意义所在。梁老师认为，儒学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重重挑战，三者分别面临着在科技革新和儒者的教养之间，在海外教育和儒家内核之间，在新中国和传统中国之间做抉择的问题，三者的共同点是对儒家文化保持了绝对的信心，并在用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践行一种儒家式的生活。二十世纪后的华人，处在一个是宗教与科学、集体与个体、家国情怀与普世价值之间冲突的时代，在中与西强烈冲突的世界，面临着抉择的问题，在那个时代，而这一问题也是今天这一代人需要面对的，在多元的文化冲突中何去何从，如何自处，将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挑战。

讲座最后，杜正贞老师对整场讲座进行了总结评述。在讨论环节，各位师生踊跃发言，积极讨论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图文供稿：张燕飞